然则道、玄、深、大、微、远之言，各有其义，未尽其极者也。

这便加速了中国历史中贵族阶级的崩溃，渐渐开辟了平民参政之路，有如汉代出现的乡举里选。而由人性不平等的观念所形成的独裁统治，依然流毒于世界各地。

孔子对政治上的究极理想，乃在政治权力自身之消解。孔子便说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学而》），他称子路不忮不求，何用不藏，及子路终身诵之，便说：是道也，何足以藏。所以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但对我们民族的生存发展而言，却关系甚大。他对当时洁身自好的隐士所作的答复是：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微子》）由此可以了解孔子心目中之所谓人，乃含融了一切人类，故仅与鸟兽相区别。

由孔子所开辟的内在的人格世界，是从血肉欲望中沉浸下去，发现生命的根源，本是无限深无限广的一片道德理性，这在孔子，即是仁。故《论语》《孟子》《荀子》三书之结构，皆以尧舜之事为末章，或系孔门相承之义。而王充6岁入馆习书、数，再习《论语》《尚书》的年龄仅为8岁，可见其确在幼童时已诵习儒经。

有必要强调这是大一统王朝力图解决有序易代问题的真正起点。因此，倘以为魏晋士人纷纷弃儒转从老、庄，那根本不是事实。到崛起于义军的刘秀承用汉家尧后、赤帝九世说称帝复汉，虽痛诋王莽篡位而成、哀复古之制多得保留，古文经学与纬书流行大势已成。用夫无名，故名以笃焉。

自秦始皇综采各家学说，其中也包括三皇五帝之说及某些儒家理想，建立王朝体制，欲传之无穷，及其身死不久而竟崩解覆灭。无论古今中外，任何一种核心价值的流行均会自然而然与功名利禄相伴，又不能不因此而丛生诸如说教、僵化、矫揉、伪滥之弊。

三是女性教育及其读本也渗透了儒家崇尚的伦理准则和女德观念。然而天下奔驰，弃我徇彼以失其常然。意即圣人所崇仁德礼义的淳厚清正，是以无形无名的自然之道为本才达到的，若舍此本原，徒按一般说教或人格化天道意志为之，则必好恶争竞而邪乱丛生。即就儒学常识化趋势而言，在学界所揭玄学兴起的诸多背景和原因中，这实际上是一个总的背景，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和影响。

这也可见谈玄诸家那些玄之又玄的讨论，无非在问题最终归结到万事万物背后的形上之道时不得不然，但其内在的问题本身仍来自人间秩序，来自其是否合乎圣人本意的疑问。可以认为，玄学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各家之说在异同离合中彼此碰撞、激发，最终俱得相应发展而非对冲零和关系的状态，也为如何看待思想、学术史层面上的儒、释、道关系提供了借鉴。显然，问题不在于对各时期思想观念和学说、理论的采英撷华，而在于上列概括透过了普遍现象而精辟独到，却不免因为求其俊逸而不辨牝牡。从儒学常识化所代表的社会化程度、古文经学兴盛所代表的经学发展、玄学所代表的儒学前沿讨论和对不同思想理论的兼容并蓄能力等一系列情况来看，魏晋南北朝儒学上承汉代儒学的发展趋势，发扬汉儒基于现实解经阐义的传统，切实拓展了儒学的基础、主干、论域、作用和影响，展现出儒学不断随时代递变而发展的广阔场景。

这类教材在敦煌一带的流行，可谓儒学常识化至唐已完全巩固下来的标志。相传郭象注多袭向秀之说，此条所述背离物性奔驰于仁义而必挠世乱常，寓意与上引王弼说仁德礼义相类。

本文前面所述，应可表明其说碍难成立。在如何看待此期儒学、玄学和儒、释、道关系等问题上，《隋书·经籍志一》经部后叙述经学末流之弊有曰： 先王设教，以防人欲，必本于人事，折之中道。

其说既起，因其理论与现实的冲击力不容忽视，各派人士遂纷陈其说，各抒己见，遂有所谓魏晋玄学风起云涌的历史画面。1907年刊行的皮锡瑞《经学历史》一书，述经学自先，秦开辟至汉极盛，经魏晋中衰和南北朝分立，至隋唐归于统一，宋以来则进入变古、积衰时代。即便是一些具体的文义解释，本来只在经师案头加以考究，但也会因时势触动而迭起变化。经几代学者反复切割界定的玄学研究，在揭示其哲学突破和思想解放的内涵上精彩纷呈，但在玄学究竟为什么兴起及其对汉儒的继承与发展上，却往往仅就儒道兼综等玄学派生问题理其渊源，而忽视了人们何以要关注老、庄，以及何以要开掘多种思想资源来追寻解决的根本问题，也就多少有些脱离历史实际。砚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谓九岁以上，十四以下。以下即在前人所论基础上，集中观察魏晋南北朝儒学在一些基本方面的主导地位和发展进程，廓清相关史实与问题，以助于这个重要时期思想、学术与文化史脉络的建构。

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也正是从士人到庶民、自《孝经》《论语》至五经、由大学课程下移为普通乡村小学教材的普及过程，代表了魏晋南北朝儒学常识化进程的基本趋势。

尤其是经汉末党锢之祸，人心思变，黄巾军倡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以来的一系列变乱和魏晋禅代的波谲云诡，名教经常沦为矫饰伪善的教条，以谶纬、灾异、星占体现其意志的天道，则被百般操弄，多少罪恶借此以行。另有P. 2633等3件《崔氏夫人训女文》抄本残卷，为七言嫁女训语，开头铺叙嫁事后即曰教汝前头行妇礼，但依言语莫相违，其后内容包括守分、慎言、谦恭、别内外、尊舅姑、睦宗亲、敬夫婿各节，也就是所谓妇礼之要节。

如此诸贤，故为上品，以外率多田野闲人…… 其下文即以为士人所以不肯专儒，兼通文史，是因其既明练经文，粗通注义，已足立身处世，遂可兼求旁通而何必专攻经解徒耗光阴。晋武帝所立五经博士19人，学界认为其多承曹魏而来，荀崧列举的各家，除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尹更始《春秋穀梁传章句》属今文家外，其余皆古文家。

当然北齐熊安生、黄庆，尤其是隋代刘焯、刘炫、李孟悊各自所治，多已兼采南朝经说，故其疏解述义特为孔颖达等重视，除反映了唐初承隋进一步统一南北经学的用意外，也是北朝经学在南北交流和兼容并蓄中不断发展、繁荣的例证。这一问题的解决过程，正是从西汉今文经师接续战国以来禅让之说的求?探讨始，经王莽兼用古文经学和纬书证成禅代、建立新朝，然仅10余年即崩解灭亡，可谓成败参半的首次实践。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又《庄子·骈拇》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郭象注曰： 夫与物无伤者，非为仁也，而仁迹行焉。

这也证明魏晋以来并未出现经学中衰跌落的鸿沟，而是展示了一代代儒生继续汉儒未竟之业，不断开拓经学前沿的壮阔场景。这类转折首先冲击的自是官学或庙堂之儒，但其至晋复兴之势极为明显，至于诸私家之学的绵延与后劲亦史所公认。

二是魏晋南北朝新编的蒙学教材无不渗透儒家思想。嵇康《释私论》开头即曰： 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

崔氏此书所述大体为东汉乡村之况而有一定的理想成分。可见魏晋南北朝历次禅代虽牵动相关经文的诠释态势而生纷歧，然以晋唐《论语》学本身而言，何晏等所释显然仍因其合乎学理多得认同，即便被南北儒生订补充实，亦属其影响甚大得以汇聚诸家之说而不断发展的体现。

此即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一激进观点之所出，其针对的也是有违大道、背离人及万物本性的矜尚多欲和是非纷乱。时荀、挚虞之徒，虽删定新礼，改官职，未能易俗移风。大也者，取乎弥纶而不可极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

但变化自有基底，思潮必多依傍，任何时代的新说新见无不有其特定继承和发展关系。加之古文经学成为官方学术后，已是所有需要回到儒经原典及其义解来讨论的问题焦点，更催发了各家经传注疏的大量涌现。

迨至其形成定式，流衍至今，不少学者现成借用其说以为预设再论其他，几乎放弃了对各阶段思想现象所以相互关联而非断裂破碎的机理思考，忘记了这些富于时代特色的思想现象本来皆与儒学密切相关的事实，整部思想史遂在这样的研究中显得支离愈甚。可见曹丕代汉重建国学后至三少帝时，古文经学已确立官方优势地位，这是经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以至王国维考此而称学术变迁之在上者，莫剧于三国之际。

深也者，取乎探赜而不可究也。从人能弘道的角度，这应当说是处于艰难时世的魏晋南北朝儒学所以仍能获得巨大成就、相关经解著述所以繁盛的基本原因。